“囻”字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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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囻”之一字，从前不认识，甚至从来未见过。《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词4万多个的《康熙字典》里也找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此字，是在冯尔康先生2000年发表的题为《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的长文中。冯先生看过大量的族谱资料，他告诉人们，传统人家的堂屋里，神龛牌位常书写“天地君亲师”五字，但进入民国以后，一些家庭却改作为“天地国亲师”：“君”改成了“国”，表示不要皇帝，而崇奉民国。他特别强调说：“还有将‘君’字改作‘囻’字的，不知何义，可能是说以民立国吧”。冯先生从观念社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这个“不知何义”的“囻”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不过当时，我暗自猜度，这个“囻”字大概是某个家族的主人或家谱族谱的编写者忽发奇想、灵机一动而偶然创造的杰作，碰巧被冯先生见到也说不定的。

但一年之后，我否定了这一猜测。因为从民国初年的报刊中，我也同样看到了“囻”字的公开使用，并且意思相当明确，使用十分自觉。我所见到的，是中国社会党的专刊《社会世界》。它创刊于1912年4月15日，也即中华民国刚刚诞生几个月之后。在该刊的创刊号里，“囻”字随处可见，确然就是“國”字之意。刊物的编辑明显是起意要把“國”字都改成“囻”字的，如“中華民國”写作“中華民囻”，“春秋戰國”写作“春秋戰囻”。其他带有“囻”字的词组，还有“囻家”、“囻界”、“英囻”、“本囻”、“愛囻”、“囻艰”，等等。一下子见到那么多陌生而刺激的“囻”字，实不能不引起对于当时国人心目中“民国”的意义和份量的无限遐思。至于这“囻”字，曾经激起过多少国人对于新生国家的向往和希冀，如今也只能是去诉诸历史的想像了。

民初“囻”字的此种使用，大约是针对“國”字的俗写“囯”字而来。它首先与中文构造的那种会意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國”字本是会意字。《说文解字》解“國”曰：“邦也，从口从或”;解“或”字也说其为“邦”之义，从口从戈，以守邦土。然而会意字一旦产生，在流通和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部分字形符号由于出现新的意义或新的写法，又有可能使人在识读时产生新的“会意”，甚至还有人会因之作出人为的改动。“國”字的古体之一“圀”字的诞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据《正字通》记载，唐武则天掌国时，“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请以武镇之”，建议将“國”中的“或”字改为“武”字的，但不久又有人进言：“武在口中，与困何异”，认为将“武”困在“口”内并不吉利，于是，武则天最终还是选择了把“或”改成“八方”，造成了一个新字——“圀”，以表明其合法掌有四海的尊崇地位。所以，《玉篇》就说“圀”字乃“唐武后所作”。不过，此字昭示天下之后，却未能流通开来，只是徒增了一个武曌故事而已。

“國”字的“正字”地位虽不曾动摇，其“俗写”之字却不一而足。其中，“囯”字又是各种俗写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正字通》就解“囯”为“俗國字”。“囯”字的产生，可能与“國”的草书有关。其在宋代以后已较为流行，笔画较少和写作方便应是原因之一。如今的简化字“国”的由来，恐与此亦不无关联。当然，这其中也还存在着另外的因素。北宋以后，专制王权不断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顶峰。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国自然也就是“王国”、“君国”和“帝国”了(传统的“帝国”一词非empire)。从这个意义上说，“囯”字，倒是很好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国家的性质，因而在专制王朝时代，它也就不言而喻地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也同时就是为什么在封建帝制被推翻，皇帝、君王的存在不再合法的时候，“囻”字又被有想象力的人们创造性使用的原因：“民”与“王”相对，成为国家的主人，国由“君”、“王”、“皇”的私产，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公产，也即“國”由“囯”变成“囻”。这种会意的转换，实在是很自然的。

必须指出的是，“囻”字虽在民国初年一度被人较多使用，却并非当时中国人所新创。该字至少在辽代以前，就已经产生，而且本身就是“國”的俗写字。只不过此字长期未见流通，少有人识罢了。辽人释行均在《龙龛手鉴》里，列有“國”字的五个俗写，其中就包括有囻、圀、囯三字。但“囻”字究竟缘何而来，其造字之初有何意图，如今已是难得而知。从字形上大胆“会意”一下，或许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邦国拥有“广土众民”之义;二是《书经》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旨，即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解，归根结底都仍逃不出“为君王谋”的实质。这种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观念有着根本不同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国粹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编《中国民约精义》，陈天华等大赞孟子“民贵君轻”观念，在清末时对于国人接纳和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产生积极影响，就是证明。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上述对“囻”的传统内涵理解成立，那么该字也未尝不可说曾成为儒家的“小传统”与近代政治良性互动的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符号。

在清末，先进的知识分子真正在近代意义上重视“民”的地位，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民主观念的传入，及其与清廷不断丧权辱国的残酷现实强烈刺激之间的一种互动作用。甲午战败后，主战派张之洞、易实甫等帝王忠臣，激于义愤已敢于直批龙鳞，发出“皇上、皇太后有畏倭之心”、以至“割地弃民”这样的“大不敬”之语，维新派人士严复、谭嗣同等，更是由此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度进行激烈的抨击，指出其终将必然消失的历史性，甚至痛诋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他们意识到并强调，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作为君王奴仆的中国民众与作为“国家之主”的西洋民众两相搏战，要想取得最终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在严复看来，正是这种“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制度的优越性，使得西方“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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