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甫传》的评价与赏析(人教版高二必修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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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冯至《杜甫传》的评价,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着眼的,一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史识,一是此传记写作的风格。就赏析而言,也可以相应地从两个角度加以欣赏,一个是冯至写作传记时采取的“以杜解杜”的方法,就是从对杜诗的反复阅读当中咀嚼出杜甫的生活和思想;另一个是此传记“诗人写诗人”的风格。可以参考:
1.陈燊《冯至先生的杜甫研究》(《冯至先生纪念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这不是诗人的出处和经历的冷冰冰的记录,而是以“精细而有力”的“心和手”构想和描绘出来的十分丰满、有血有肉的诗人“图像”,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的音容言笑、喜怒哀乐,既充满真情实感,又富于生活情趣。冯至先生是诗人,文笔生动、热情洋溢,他善于把杜甫的诗句融成自己的语言,写来娓娓动听,富于感染力,不像有的同类论著那样,堆砌繁琐的引文和枯燥的分析,令读者望而生畏。这里还要提一下冯先生的凝练朴素的风格。这不仅表现于运句遣辞的力求简明易懂,表现于征引杜诗时总是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句子,还表现于不做考据文章,像他说的,“为了使读者不被繁琐的考证与论据所累,不曾把问题解决的过程写在里边,附注也尽量减少”。(《杜甫传•前记》)因此可以说,这部浓缩为十万字左右的著作,包含有远远超过这个字数的内涵。文如其人,这里也反映了冯先生为人的平易朴实的风格。
2.钱志熙《史学意识与审美情绪的融合》(《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冯至先生虽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机智的小说家,可他却不是站在诗人、小说家的地位上的,而是努力站到史学家的地位上,以清醒的史学意识做这项工作。谁也不会将他的《杜甫传》与他的历史人物小说如《伍子胥》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界限是那样的明显,一望便知。他说:“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像加以渲染。”(《杜甫传•前言》)他承认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但作为主观努力,他“要极力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因为用现代人的思想与感情去点染将及一千二百年前的一个古人,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原恕的罪行”。(《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他的目标是要使“这幅图像使人一望便知道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同前文)闻、冯两先生都将作传比喻为画像,他们的目标都要追求美术般的鲜明、凸现,要整体、生动地呈现杜甫。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都是被一种审美的情绪所驱使,但冯先生的《杜甫传》是要将审美情绪与史学意识恰当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在这部传记中,诗人的敏悟和小说家的匠心仍然是体现出来的。全传构设了13个大节次,把握住杜甫一生的基本生活历程。除了“家世与出身”“童年”这两节外,其余11节,与杜诗发展的一些重要阶段都能相对应。在这些叙述中,作者突出了这样一个主题:诗人杜甫是怎样地因为他的时代、他的生活道路的促使以及他个人的主观努力,走上了用诗歌艺术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的艺术道路。如在“吴越与齐赵的漫游”“与李白的会合”这两节里,作者充分运用杜甫早期作品,尽力勾勒杜甫早期创作的状貌,指出早期杜诗在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上都与后来的杜诗很不一样。在渊源上则指出杜甫与洛阳文化及初唐、六朝诗人的承传影响关系,使读者对杜甫早期作品的壮丽风格和浪漫气质有较深的印象,同时也告诉了读者,杜甫并非一开端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艺术是随着他的生活的发展、精神的发展而生长的。传记中从“长安十年”到“夔府孤城”这八节,是全传的核心,这部分因为可凭借的杜诗很多,所以取材宏富,连贯性很强。尤其将杜甫与他的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处处从时代变化中把握杜甫的生活和杜诗的精神,有机性很强。这就是说,在画诗人图像的同时,又画出了诗人所处社会的图像。著者在创作《杜甫传》前就已有这样的构想:他说:“如果我们放开笔,可以以唐代的山川城市为背景,画出一幅广大而错综的社会图像,在这图画里杜甫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这个立意应该说是很高的。全传中“长安十年”这一节在这方面做得最精彩,著者写出长安的繁华,包括都城的雄伟、建筑的豪华、贵族的奢豪;也写出长安社会的内部真相、玄宗后期政治的危机;更写出杜甫是怎样承受着他的社会命运、他的理想的部分失落和他的现实精神的发生。著者并没有就某些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力求全局布置的均衡、合理。
均衡感也是整部《杜甫传》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作者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对传记文学的特点也认识得很清楚。这部传记明确强调传主形象的完整性和整个生活过程的完整性。凡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材料就加以利用,不符合这一要求就将其裁去。作者取材的基本对象是杜诗原作,但不是采取介绍作品的方式,而是从立传的要求出发,将最能显示杜甫自身形象、最能反映杜甫生活经历和生活遭遇的那些作品选择来,将它们还原为史料。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根据”,正是以整部杜诗作为保证。在运用这些作品时,有时候是点出篇名,对有关作品做出精辟的艺术分析,如介绍《望岳》这首诗时他这样写道:
杜甫在他十年的漫游里,经历了不少秀丽和雄壮的山川,认识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最后写出来像《望岳》那样的诗,这样的诗的写成正预示着他在诗的范围里将有一个远大的发展,也正如这首诗里最后两句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此以后,健壮的诗句便不断地从他的笔底涌出。
这样以画龙点睛之笔介绍杜诗,令我们联想起闻一多先生的类似笔墨。全传中有不少这一类分析,它们像一些明珠嵌镶全传之中,时时提醒读者,他所读的是一部谱写伟大诗人一生的传记。但是,冯先生并没有将艺术分析作为他写作的重心。也就是说,他明确这样一个写作规范,他所传的是人,是诗人,而不是诗。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冯先生将传记文学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区分开来了。因此更多的杜诗作品在冯先生笔下不是艺术分析对象,而只是取材的史料,好多作品都是没有点出篇名的。从介绍杜诗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有许多损失,而且将诗完全还原于史,诗的原有特质也无法保持了;但从写作传记的角度来看,这种化诗为史的取材法又是可取的,恐怕写作任何一部诗人的传记,都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历史对诗人的记载往往是很简单,甚至是完全没有记载,因此撰作诗人传记,为了保证取材的丰富,也只有回到作品本身。冯先生在撰写这部《杜甫传》之前,也曾努力向杜诗之外的史籍中搜求材料,但最后感到失望。他说:“我由于向外寻求的失败,最后只有对于这方面断念,完全回到杜诗本身,‘以杜解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杜甫传》正是“以杜解杜”的结果。
总而言之,冯至先生这部《杜甫传》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著者在深刻了解传记文学特点的前提下,比较均衡、合理地处理素材,也均衡地处理创作传记工作中的历史与艺术两方面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艺术分析、想像整合、史实考证、议论等各种因素都能得到比较和谐的处理,最后达到史学意识和审美情绪的相融合,使这部《杜甫传》既具有信史的资格,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今天,杜甫研究比之冯先生撰写《杜甫传》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对杜诗艺术的研究、杜甫生平研究都有许多新的进展,但冯至先生这部《杜甫传》在向当代文学界和当代社会传扬杜甫精神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的。他在传记文学的撰写方面所包含的经验在今天仍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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