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讲话第四讲紧扣文本横向比较（一）(人教版高二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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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讲    紧扣文本  横向比较（一）
——鲁迅纪念散文双璧比较谈

比较，在比较中求同，在求同中存异，不管是在语文学习中，还是其他科目的学习中，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
在语文学习中，不同的文学（文章）体裁，或不同的作家，固然有它们不同的风格。但同样的文学（文章）体裁，同一作家，甚至题材和主题都基本相同，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如果能对这些现象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记念刘和珍君》（1926）和《为了忘却的记念》（1933）被人誉为鲁迅散文的“双璧”，长期以来，两文一直作为高中语文教学的必读篇目。直到现在，虽然有不少人对中学语文课本中大量地选入鲁迅作品提出质疑，但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第三册仍选入了《记念刘和珍君》，同期读本（选修）也选入《为了忘却的记念》。本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越来越觉得，以前，编者将两文都作为必读篇目，自有他的道理；现在这样处理，仍然是有必要的。不过，受学识、才力或偏见的影响，许多人不一定会同时认真地研读这两篇名文。甚至为了应付考试，而干脆将它们舍弃。如果真这样，则本人认为殊为可惜、可叹。因为，这两篇名文，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1、体裁相同；2、纪念对象性质相同：同为被反动政府残杀的进步有为青年；3、主题基本相同：纪念被反动政府残杀的进步有为青年，揭露反动政府的凶残暴虐，号召后死者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行。但细读全文，却又可以发现，两文又有许多不同。因此，认真研读这两篇名文，并对它们作比较的分析、鉴赏，将对我们的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标题和主题基本相同
《记念刘和珍君》是纪念在“3﹒18”惨案中被反动政府残杀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的。在这次惨案中，被反动政府残杀的有47人，伤200余人，其中学生占十分之七八，而女生又占十分之三四。女师大学生死难者有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学生杨德群。标题题作《记念刘和珍君》，文章中记叙的也主要是刘和珍的事迹，而杨德群只是寥寥几笔。这是为什么？
先让我们回到文本。
通过整体阅读，我们发现，引出对刘和珍的纪念，缘于程君的正告：“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文中所记刘和珍的事迹，有下面的几点：
1、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
2、杨荫榆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时，作者始将姓名与实体联合起来；
3、对她的第一印象只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4、刘和珍来听讲义，见面的回数多，印象也仅限于“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5、最后一次是，“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而其他的纪念材料，则是侧面的了：请愿是欣然前往的，在执政府怎样中弹，中弹的具体部位，怎样挣扎，怎样被虐杀。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刘和珍的交往，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对于杨德群，则根本没有什么印象。因而，要写对刘和珍的纪念文字，也难为了先生，就只能尽量去搜寻脑海中的记忆，用更多的笔墨，尽可能地记述出来。这也是文章第五节为什么要详尽地叙述刘和珍和杨德群死因和死状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当然，另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揭露这一次惨案，是政府的罗网——有shou枪，居高临下的环击，因而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的；也是凶残虐杀——枪弹攒射、刀砍棍击……这些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这里只是简略述及）
我们再来看《为了忘却的记念》。对标题中的“记念”和“忘却”这一对矛盾概念，我们怎样去理解呢？这不难，只要抓住文章开头“我很想借此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和最后一段中的“路正长，夜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去理解，就能够找到答案，“为了忘却的纪念”即为了摆脱悲哀、解除精神重负的纪念，为了化悲愤为力量，因而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去战斗的纪念。
 要准确地表述这一主题，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同样，我们也先来看文本。
 在同时遇难的五位青年作家之中，先生与白莽（殷夫）和柔石的交往最多、感情最深厚。
对白莽（殷夫）的回忆，是从林莽的《白莽印象记》引出的:他译彼得斐的诗，向《奔流》投稿，又去跑他的路，又一次的被了捕。先生通过纠正文中的不确的地方，由编作往来引出第一次会见。先生回忆了这一次会见的所有印象：“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谈话中还谈及代白莽收信的女士的名字。然后是通信和第二次会面。到了第三次会面，先生就已经成为了白莽可以信赖的朋友：“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几次会面，由素不相识到相识、相知，彼此交往的情谊，一次比一次深。
 而柔石，是先生“一个惟一不但敢于随便说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因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非白莽可及了。先生叙述柔石的籍贯和名字，回忆他办朝花社的前前后后，回忆他走在路上的情状，回忆他决定“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以表现柔石的硬气；回忆柔石“相信人们是好的”，回忆他走在路上与女性总相隔一定的距离，详尽地引述柔石囚系中的信的全部内容，以表现他的迂气。
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酷，朋友之间这样的交情，必须是绝对信得过的人才能拥有的，也是必须敢于冒大风险的。果然，柔石刚刚被捕，因为“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正因为有这样的交往和交情，对他们的了解也就非同泛泛。所以对他们的回忆和纪念也最为详尽。回忆白莽，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的整个过程及所有细节，知道他也在遇害者之列后的追悔，种种情状，都一一交待清楚。回忆柔石，从他的姓名、家庭、籍贯、朋友到性格、为人、为文和对事业的追求，以及侧面了解到的狱中情状，也细细的追记清楚。对冯铿女士，也尽可能地记述其交往。见过一面的胡也频，从未谋面的李伟森，也作交待，以使“五位”完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篇纪念文章，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事迹，能回忆起来的材料，作者都进行尽可能的回忆并加以详尽的记述。
 而由于所掌握的材料详略的不同，对材料的取舍也不尽相同。《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前面已有叙述。《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白莽的纪念，主要是透过有限的事例来表现他的思想性格；而对柔石的的纪念，则是围绕他的思想性格来选取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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