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节选翻译之唐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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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周礼》［22］：“调人［23］，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24］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25］，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选自中华书局校点本《柳宗元集》
【译文】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胡士明）
【注释】［1］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ｒｕì锐）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2］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ｇｕǐ归）：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3］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ｊīｎｇ）：表彰。闾：里巷的大门。［5］过：错误，失当。［6］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7］黩（ｄú独）刑：滥用刑法。黩，轻率。［8］僭（ｊｉàｎ见）：超出本分。［9］制：制定，规定。［10］刺谳（ｙàｎ厌）：审理判罪。［11］原：推究。端：原因。［12］州牧：州的行政长官。［13］蒙冒：蒙蔽，包庇。［14］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15］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16］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17］谢之：向他认错。［18］愆（ｑｉàｎ千）：过错。［19］戕（ｑｉáｎｇ墙）：杀害。［20］悖骜（ｂèｉ àｏ倍傲）：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21］邦典：国法。［22］《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23］调人：周代官名。［24］《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穀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25］推刃：往来相杀。
桐叶封弟辨（［唐］柳宗元）
【题解】“辨”是一种用于辨析事物的是非真伪而加以判断的论说文体，韩愈的《讳辩》和柳宗元的这篇文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辨伪，而是围绕重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中心发挥议论。君主随便开了一句玩笑的话，臣子却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绝对地予以服从；作者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荒唐现象，指出“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对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如何，不能拘执盲从。这在君主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时代，是相当大胆的议论。文章论辩反复曲折，波澜起伏，闪耀着深刻的思想光芒，不愧为辨体文中的力作。
【原文】古之传者有言［1］：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2］，曰：“以封汝。”周公入贺［3］。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4］。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5］，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6］，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7］，亦将举而从之乎［8］？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9］；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1］。
正文： 《周礼》［22］：“调人［23］，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24］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25］，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选自中华书局校点本《柳宗元集》
【译文】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胡士明）
【注释】［1］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ｒｕì锐）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2］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ｇｕǐ归）：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3］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ｊīｎｇ）：表彰。闾：里巷的大门。［5］过：错误，失当。［6］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7］黩（ｄú独）刑：滥用刑法。黩，轻率。［8］僭（ｊｉàｎ见）：超出本分。［9］制：制定，规定。［10］刺谳（ｙàｎ厌）：审理判罪。［11］原：推究。端：原因。［12］州牧：州的行政长官。［13］蒙冒：蒙蔽，包庇。［14］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15］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16］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17］谢之：向他认错。［18］愆（ｑｉàｎ千）：过错。［19］戕（ｑｉáｎｇ墙）：杀害。［20］悖骜（ｂèｉ àｏ倍傲）：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21］邦典：国法。［22］《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23］调人：周代官名。［24］《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穀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25］推刃：往来相杀。
桐叶封弟辨（［唐］柳宗元）
【题解】“辨”是一种用于辨析事物的是非真伪而加以判断的论说文体，韩愈的《讳辩》和柳宗元的这篇文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辨伪，而是围绕重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中心发挥议论。君主随便开了一句玩笑的话，臣子却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绝对地予以服从；作者尖锐地批评了这种荒唐现象，指出“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对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如何，不能拘执盲从。这在君主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时代，是相当大胆的议论。文章论辩反复曲折，波澜起伏，闪耀着深刻的思想光芒，不愧为辨体文中的力作。
【原文】古之传者有言［1］：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2］，曰：“以封汝。”周公入贺［3］。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4］。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5］，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6］，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7］，亦将举而从之乎［8］？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9］；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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