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改革与社会进步与人生幸福——面对新课程改革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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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车子 
  
                            
   这是本次新课程改革学习后自己头脑中的一点思考以及学习过后的困惑，记录如下，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能使这些困惑得到解答，从而更坚定地朝着课程改革的方向前进。
                                                         ——题记
以“课程改革与社会进步与人生幸福”为题，这个题目显然是大了，但如果往深处想的话，倒也不见得它们之间没有关系，而且关系大着呢。“培养完善的人”这一现代教育功能观已成为指导世界各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共同理念，此次课程改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而进行的。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社会进步的目的，而社会的进步又反过来能有力地为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与推动力量，从而使个人获得更大的人生幸福。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人生的幸福而进行的，课程改革、追求社会进步，无不为此。那么，中国人幸不幸福？中国人要追求怎样的幸福？这些问题，我想，都是在进行课程改革之前应该首先思考的。当然，接着我们就面临着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否需要进行课程改革就成为第一重要的问题。
一、 中国人需要怎样的幸福？
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必须深入地去探寻人们对待自己经历的态度和深藏于其内心深处的思想渊薮。
中国是一个苦难的国度，这似乎不仅是中国人的普遍认识，而且还是有着广泛的同情心的外国人的普遍看法。这个延续了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充满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神秘色彩，她曾经是很多邻国毫不吝啬的老师，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强大的朋友，是很多小国的君主，但这个发明了火药的国家却被别人用火药炸开了国门，她发明了造纸术却被别人逼着在自己制造的纸上签下了耻辱的条约。她是盛产丝绸与瓷器与茶叶的财富之乡，她又是巫术与宫廷阴谋与“点穴功”的诞生地。她老得白发苍苍，从地下随便掘出一个破碗都有一段悠远迷离的故事，她却年轻弱小直到1956年才列席联合国位于危地马拉之侧。她齿牙动摇，似乎轻轻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但她又健壮得象个小伙子，用全世界最快的发展速度猛追直赶经济大国。她的苦难只有历史能说得清。她在清朝末年被列强侵吞抢掠的历史我们记忆犹新，仅只其内部战争的频繁就足以使她遍体鳞伤。但是不管是怎样的战乱颠沛，她的文明传承从未停断过，她是古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为止尚存，而且还将继续存在的唯一国度。这不能不归功于她深深渗入到每一个国民内心深处的那种充满着活力的思想根系。
中国人的思想根源有几个最基本的来源：儒、道、佛、侠。中国人的侠的思想，更多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延伸。荆轲刺秦王是邦国大义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荆轲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存必死之心而去，我想更多的不是出于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是激愤于秦羸政的暴政，于是他愿意为国家而死，而他自身也因此而获得道德上的完善。而在武侠世界中所描写的侠义英雄能长活于人们心中的，无不是“劫贫济富”为百姓的英雄豪杰。不管是荆轲还是侠客，他们都是为着人们的福祉而拔剑的。中国人的佛的思想，则作为人们忍耐苦难、希翼来世幸福的一种精神寄托的补充。之所以说它是种补充，一者，他到唐朝才传入中国，此时中国人已接受了太多苦难，人们早已在道家思想中寻求到面对苦难的解脱之道；二者，佛教即使在南北朝时被统治大力提倡，甚至被定为国教，但“南朝四百八十寺”终究未能使佛教成为中国国民的一种信仰，而后来的结果显得有点幽默，佛教居然被不轨者所利用，最终演变成封建迷信。宗教信仰是人们对教义的绝对相信，并奉之为行动的榜样和指南，中国百姓的愿望、诉求随着袅袅烟云而上，人们期许能在现世得到神的保存佑及回馈，这与信仰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无数文人、学士在人生的征途上遭遇挫折后转而探寻起佛法的精义，这本身就是种避世归隐，佛教成了道家手中帮助走路的一根拐杖。而且还主动地为儒家思想服务，历史上不是有那么多的佛教徒在政权的权杖下寻求庇护吗？因此，深深融汇到中国人思想最深层的便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儒家的“仁”、“兼爱”、“施仁政”、“行王道”等思想，规定了社会的秩序，体现了对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及一系列措施，它贯彻在一切儒家经典中，也贯彻在历朝文人的诗书文稿中，贯彻在诸如《二十四孝》《进京赶考》的故事、戏剧中，更贯彻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中。我们的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对我们说：“孩子，你要认真读书，长大才会有出息，当大官。”不管是“有出息”，还是“当大官”，这里面都有着最强烈却又习以为常的入世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还有一个基本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也产生最深刻的影响，以至变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的一种品质，那就是俭朴。我们可以在历代名人的家书中看到对后代的谆谆告诫——远离奢侈，勤俭持家。曾国藩更把“养鱼、喂猪、种菜、种竹”列为“家政四要”。儒家思想是一种功成名就的人生哲学，它激发人去参与社会斗争，在社会遵纪守法，并寻求自存的方法。道家思想则是在追求失败后的一种心灵的逃遁与自我保护。林语堂曾说过这样一句很著名的话：“所有的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他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即使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来，他在心理上也总会有两个方面的隐密需要，一方面是追求在社会关系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有一些自我的、心灵的休息。这样的休息可以使他在社会关系的探索上走得更稳健，在失败时则成为是安全的疗伤。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过生活这个巨磨的不断研磨，儒、道两家的思想相互吸收，相互融汇，并化为血液因子流动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之中，这就转化成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态度。人们在生活中适时适地适量地享受一切快乐，在成功时告诉自己不骄宠，在失败时则退守于一种田园生活的理想模式中，在顺遂时淡然地享受生活的赐予，在落拓时安然于周遭的花鸟虫鸣。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炎势熏天的人还不知收敛，比如贫家子弟思念着官家女儿，但中国人早准备好了“骄兵必败”“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在等着他们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幸福可以是身边的一丛野竹，可以是家里的小猪下了第三头崽，可以是单位里发了一百块。那种幸福有时优雅别致，有时却又透着彻头彻尾的庸俗。中国人的幸福还表现在面对劣境时的安然与乐观。苏东坡有一次与人饮酒时，因无以配酒，就把邻人的病牛偷杀了（当然翌日他就去赔钱了），半夜歪斜着脚步爬越城墙而入。真难想象这是一个被贬黄州的年近五十的老头所为，而这恰恰是苏东坡的幸福。以前的平民百姓在苦难的日子里，也大多有着一种很淳朴或很庸俗的幸福观，黄包车夫在坐着等客时互相逗笑着，咸享酒店里的苦力们现在还在《孔乙己》中开着调侃的玩笑。甚至在每一个时代变革来临之时，生活如果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人们依然会在梦里怀想晚上的那片美味的面包，嘴角微笑着，微笑着。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和的、安贫乐道的幸福。因为历史的年岁的关系，中国人的幸福有着一种幽缓的、春日迟迟的节奏，是老年人的那种雍容自足，西方人则年轻得多，他们没有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他们对幸福的追寻则表现得更为迫切，而满足的趣味更趋向于物质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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