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 21世纪语文教学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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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蒋成瑀 （浙江教育学院）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语文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居所，保存着民族历史、文化的血脉。“木体实而花萼振”，语文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因此社会各界瞩目语文，关注它的教学。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基础课程体系，语文教学又将如何发展呢？
一、历史回眸：正确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
我国自1903年设立语文学科以来，经历百年沧桑，各种教学理念——文白论战、抗日救亡、服务政治、基础工具、文道统一、人文教育等等，随时代更迭，反复演绎，使第一线的教师有无所适从之感。先哲时贤泛论语文教学，有的还深入实际进行考察，提出了诸多理论与教学方法，但也有不少批评。前不久更有论者以“误尽苍生”攻讦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语文教学举步维艰，效率不高，与教材、教参、考试与评价等，也有密切关系。自然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社会各界、语文教师和语文工作者，应该相互沟通、理解，共同努力使语文教学走出困境。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客观规律的把握，总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对语文教学的认识与把握也是如此。回眸历史，清本正源，症结仍是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思想性、语言性、政治性、工具性、社会性、实践性、知识性、文学性、综合性等等，几乎都谈到了，又似乎都不确定。有人干脆说是“模糊性”：“语文是一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相结合的学科。”①鉴于政治运动的干预，有人认为语文应该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提出“尊重和关注语文本体，并深入其里”，即由语文的门外转入门内求证，论定“‘语文’就是‘言语’，‘语文教育’就是‘言语教育’”。②按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关于言语与语言的区别，认为语文就是独立的言语训练课。其实言语（或语言）并非单纯的思维与交际工具；人在语言中存在，更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蕴含着人生和历史底蕴。割断语文与社会母体的联系，自身就会失去生命。语文教学既具有工具性特征，又具有人文性特征，其立足点在成“人”教育，发展个性，养成健全的人格，使学生的语文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这应该是多数人的共识，也可视为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一个较为科学的界定，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与语文教师在反复认识和实践中达成的，已经写进了《语文课程标准》，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当然，认识是无止境的，未来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与认识。
二、现状反思：架设交流的“对话”平台
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许多不同的认识、观念，需要我们相互沟通，诘难反驳，消解偏见，达成一致，真理是一个无限的逼近过程，教学更需通过实践检验。因此，架设交流的“对话”平台，就显得特别重要。1997年11月由《北京文学》引发的那场讨论，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内容庞杂，缺乏中心。一些人对语文教学知之甚少，只热衷于炒作与制造“事件”，偏离了对语文教学本身的研讨，使教师们失去了兴趣。《教学月刊》把问题集中于语文教学模式及其相关问题，这样可以更贴近实际，避免空发宏论，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我国语文学界素有“南钱北魏”的说法，称特级教师钱梦龙、魏书生是语文教学的“大腕明星”、“大哥大”。两人起于“青萍之末”，来自基层，自学成才，兢兢业业，获得极大成功。首先是学生成绩好，或升学率高；其次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有特色的教学方法。钱氏提出了导读法与“三主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和以训练为主线）；魏氏提出了语文教学管理模式与“六步教学法”（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和自结）等，是有口皆碑的。他们的著作、论文不少，足遍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了传道授业的身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许多语文教师崇拜的偶像。无庸置疑，“南钱北魏”的语文教学思想和实践，反映了20世纪末期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出自身的不足与历史的局限。
宋代诗论家严羽在论诗的学习借鉴时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由学习钱氏与魏氏的模式起步反思，成功了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失败了也不失其为中。《教学月刊》开辟钱氏“三主教学模式”和魏书生教学管理模式的讨论，其本意正在于此。钱氏模式已作过讨论。魏氏正当年，其影响日隆，所以这次集中讨论、反思魏氏模式及其教学思想。反思既是学习与继承，又要批评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指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与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③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反思的哲学依据。20世纪末期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可以说年年有进步，但属于小幅震荡。教材、教师和课堂为中心，面向应试的教学方式，没有根本的改观。随着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共享性、生产性和无限性为特征的知识，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能源，催促教育加快改革与创新步伐。江泽民同志指出，知识要创新。信息可以在传播中得到，而创新则需要在反思中获得；语文教育内容、手段的创新，更需要我们加强反思。在反思中避免失误，提升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
《教学月刊》架设“对话”平台，对“南钱北魏”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思，不是针对个人的。我们尊重钱梦龙、魏书生的政治地位、道德人格；对他们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表示敬意。但是对于语文教学问题，只能直言不讳，坦陈己见。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权威、上帝和裁判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千里不同风，万里不同雷。”由于地域、教学内容与对象的差异，语文教学不可能是划一的、同步的，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与矛盾，所以我们需要对话、沟通与理解。消解自我，容纳他人；消除迷信，探求真理，在实践中达成共识，现实你我视界的融合。
三、未来展望：营造多元竞争的语文教学格局
世界是丰富多采的，语文教学也是千姿百态的，自然不是一两个模式所能概括的。但是我们深信，建构21世纪语文教学新范式，营造多元竞争的格局，有助于推动语文教学来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范式（paradigm）可引申为模式、范型等，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对其研究成果的简约概括。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认为“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便是范式更迭的历史。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语文教学范式，当推语文学家黎锦熙1924年在《新著国文教学法》中所提出的“三段六步法”（理解：预习、整理；练习：比较、应用；发展：创作、活用），当时已注意到创造能力的培养。这之后，语文教学的每一进步与发展，每一成功的经验，都会酿成一种范式。钱氏的“三主教学模式”和魏氏的语文教学管理模式，是我国20世纪末期语文界影响最大的两种范式。此消彼涨，各领风骚。语文教学范式的更迭，是由社会发展、文化思潮与语文教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21世纪的语文教学也必然会产生新的范式。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以及本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是我们建构新范式的理论基石与实践依托。50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七次课程改革，这是第一次作出的重大改革，旨在应对知识经济与国际竞争的挑战。要改革重知识传授轻能力与实践的倾向，要改革学科门类过于独立，忽视综合性、选择性的倾向；要改革内容的繁、难、多、旧，重视现代化与信息技术教育；要改革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陈至立部长指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妥善处理课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实现教材多样化，满足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参见2000年10月18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56个民族，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不同民族与地域，城市与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教育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实施课程与教材的多样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体制。这就是我们建构21世纪语文教学新范式的现实背景。不同的地域、多样化的教材，以及各校的不同需求，21世纪语文教学的范式必将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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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瑀 （浙江教育学院）
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语文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居所，保存着民族历史、文化的血脉。“木体实而花萼振”，语文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因此社会各界瞩目语文，关注它的教学。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基础课程体系，语文教学又将如何发展呢？
一、历史回眸：正确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
我国自1903年设立语文学科以来，经历百年沧桑，各种教学理念——文白论战、抗日救亡、服务政治、基础工具、文道统一、人文教育等等，随时代更迭，反复演绎，使第一线的教师有无所适从之感。先哲时贤泛论语文教学，有的还深入实际进行考察，提出了诸多理论与教学方法，但也有不少批评。前不久更有论者以“误尽苍生”攻讦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语文教学举步维艰，效率不高，与教材、教参、考试与评价等，也有密切关系。自然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社会各界、语文教师和语文工作者，应该相互沟通、理解，共同努力使语文教学走出困境。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客观规律的把握，总是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对语文教学的认识与把握也是如此。回眸历史，清本正源，症结仍是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思想性、语言性、政治性、工具性、社会性、实践性、知识性、文学性、综合性等等，几乎都谈到了，又似乎都不确定。有人干脆说是“模糊性”：“语文是一门应用的广泛性和层次、等级的模糊性相结合的学科。”①鉴于政治运动的干预，有人认为语文应该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提出“尊重和关注语文本体，并深入其里”，即由语文的门外转入门内求证，论定“‘语文’就是‘言语’，‘语文教育’就是‘言语教育’”。②按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关于言语与语言的区别，认为语文就是独立的言语训练课。其实言语（或语言）并非单纯的思维与交际工具；人在语言中存在，更是一种“道”，一种世界观，蕴含着人生和历史底蕴。割断语文与社会母体的联系，自身就会失去生命。语文教学既具有工具性特征，又具有人文性特征，其立足点在成“人”教育，发展个性，养成健全的人格，使学生的语文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这应该是多数人的共识，也可视为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一个较为科学的界定，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与语文教师在反复认识和实践中达成的，已经写进了《语文课程标准》，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当然，认识是无止境的，未来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与认识。
二、现状反思：架设交流的“对话”平台
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许多不同的认识、观念，需要我们相互沟通，诘难反驳，消解偏见，达成一致，真理是一个无限的逼近过程，教学更需通过实践检验。因此，架设交流的“对话”平台，就显得特别重要。1997年11月由《北京文学》引发的那场讨论，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内容庞杂，缺乏中心。一些人对语文教学知之甚少，只热衷于炒作与制造“事件”，偏离了对语文教学本身的研讨，使教师们失去了兴趣。《教学月刊》把问题集中于语文教学模式及其相关问题，这样可以更贴近实际，避免空发宏论，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我国语文学界素有“南钱北魏”的说法，称特级教师钱梦龙、魏书生是语文教学的“大腕明星”、“大哥大”。两人起于“青萍之末”，来自基层，自学成才，兢兢业业，获得极大成功。首先是学生成绩好，或升学率高；其次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思想和有特色的教学方法。钱氏提出了导读法与“三主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和以训练为主线）；魏氏提出了语文教学管理模式与“六步教学法”（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和自结）等，是有口皆碑的。他们的著作、论文不少，足遍大江南北，处处留下了传道授业的身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许多语文教师崇拜的偶像。无庸置疑，“南钱北魏”的语文教学思想和实践，反映了20世纪末期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出自身的不足与历史的局限。
宋代诗论家严羽在论诗的学习借鉴时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由学习钱氏与魏氏的模式起步反思，成功了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失败了也不失其为中。《教学月刊》开辟钱氏“三主教学模式”和魏书生教学管理模式的讨论，其本意正在于此。钱氏模式已作过讨论。魏氏正当年，其影响日隆，所以这次集中讨论、反思魏氏模式及其教学思想。反思既是学习与继承，又要批评与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指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与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③唯物辩证法是我们反思的哲学依据。20世纪末期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可以说年年有进步，但属于小幅震荡。教材、教师和课堂为中心，面向应试的教学方式，没有根本的改观。随着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共享性、生产性和无限性为特征的知识，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能源，催促教育加快改革与创新步伐。江泽民同志指出，知识要创新。信息可以在传播中得到，而创新则需要在反思中获得；语文教育内容、手段的创新，更需要我们加强反思。在反思中避免失误，提升理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
《教学月刊》架设“对话”平台，对“南钱北魏”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思，不是针对个人的。我们尊重钱梦龙、魏书生的政治地位、道德人格；对他们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表示敬意。但是对于语文教学问题，只能直言不讳，坦陈己见。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权威、上帝和裁判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千里不同风，万里不同雷。”由于地域、教学内容与对象的差异，语文教学不可能是划一的、同步的，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与矛盾，所以我们需要对话、沟通与理解。消解自我，容纳他人；消除迷信，探求真理，在实践中达成共识，现实你我视界的融合。
三、未来展望：营造多元竞争的语文教学格局
世界是丰富多采的，语文教学也是千姿百态的，自然不是一两个模式所能概括的。但是我们深信，建构21世纪语文教学新范式，营造多元竞争的格局，有助于推动语文教学来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范式（paradigm）可引申为模式、范型等，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对其研究成果的简约概括。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认为“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便是范式更迭的历史。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语文教学范式，当推语文学家黎锦熙1924年在《新著国文教学法》中所提出的“三段六步法”（理解：预习、整理；练习：比较、应用；发展：创作、活用），当时已注意到创造能力的培养。这之后，语文教学的每一进步与发展，每一成功的经验，都会酿成一种范式。钱氏的“三主教学模式”和魏氏的语文教学管理模式，是我国20世纪末期语文界影响最大的两种范式。此消彼涨，各领风骚。语文教学范式的更迭，是由社会发展、文化思潮与语文教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21世纪的语文教学也必然会产生新的范式。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以及本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是我们建构新范式的理论基石与实践依托。50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七次课程改革，这是第一次作出的重大改革，旨在应对知识经济与国际竞争的挑战。要改革重知识传授轻能力与实践的倾向，要改革学科门类过于独立，忽视综合性、选择性的倾向；要改革内容的繁、难、多、旧，重视现代化与信息技术教育；要改革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陈至立部长指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妥善处理课程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实现教材多样化，满足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参见2000年10月18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56个民族，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不同民族与地域，城市与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教育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实施课程与教材的多样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体制。这就是我们建构21世纪语文教学新范式的现实背景。不同的地域、多样化的教材，以及各校的不同需求，21世纪语文教学的范式必将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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