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的隐士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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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市一中   杨智慧
   《归去来兮辞》是我国古代“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传世名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我们若穿越其田园诗清新、淳朴的狭巷，扑面而来的则是一缕中国古代圣洁、飘逸、浪漫、悠游的隐士遗风，让我们寻根到一种恬淡的隐士文化（所谓隐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浊世等，而采取消极避世的一种人生态度，它是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体现。从传说中的许由，先秦时代的接舆、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等，隐士文化延续几千年），从中窥斑见豹地透视到中国古代隐士的传统情怀。
    一、厌恶官场，鄙弃功名。
    陶渊明“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形成过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也就是出仕。但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严重地阻碍了陶渊明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13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而且使他见识了官场的龌龊和阴暗，充分地加强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于是，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点燃了他归隐山林的决心。在辞去彭泽县令后，他就断然走上与仕途生活决裂的道路，真正解甲归田了。《归去来兮辞》就是陶渊明初归家时所作。开篇即直呼“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
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其实，陶渊明的出仕除了为实现其少年大志之外，还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道出了个中缘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陶渊明不容自己的气节沾上半点污秽，他在序中感叹：“饥
论员切，违己交病”，其痛恨的心情是何等诚挚啊！他在挫折的仕途中彻底反省，视功名利禄如粪土，高唱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毅然归人园林。这与他在《归园田居》里发出的追悔之声——“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其厌恶官场、鄙弃功名之心可以天鉴。
    二、娱情诗酒、崇尚自然。 
饮酒赋诗是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隐逸文学关涉诗酒是隐士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苏轼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不失夸张，但是陶渊明题为“饮酒”的组诗就有二十首之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归隐后的第一件乐事应该也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斟满一杯酒，自饮自酌，那份悠然，那份沉醉，都是陶渊明追慕已久的个性释放。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他们是在借酒解忧。不仅如此，文人雅士的琴书之乐更添一种别致的浪漫情怀。诗中“乐琴书以消忧”“临清流以赋诗”便是陶渊明难得的雅趣。荀子曾在《乐论篇第二十》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因为钟鼓为金石之声，雄浑壮美，适合于言志；琴瑟之音则平淡、雅和，适于养心。陶渊明推崇琴乐琴风，是在返朴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的隐士情趣，是诗人摆
脱官场压抑生活的束缚后所得身心之乐。
历史上的隐士大多隐居山林，朝夕以山水为伴，游乐于山水之间。这种寻求山林的野趣和娱情诗酒的雅趣一样，共同点缀了隐逸之土心灵清纯的晴空。作为田园诗派代表人物的明渊明当然不例外，他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问征人”、“恨晨光”，实在亲切感人。诗人愉悦之情不可抑制，自家钟爱的“衡宇”、“僮仆”、“稚子”、“松菊”、“酒樽”早已激动地奏起了闲居生活优雅的旋律，让诗人领略到无尽的闲情逸致：“引壶觞”“眄庭柯”“倚南窗”“涉园林”“策扶老”、观云山、望飞鸟、“抚孤松”。这就是诗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格格不入的田园。诗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清代文人就有“菊令人野”、“松令人逸”的感叹。显然，陶渊明是借这些物象修身养性以澄清性情，抒发高洁雅致而独傲江湖的情志。这种物我为一，宠辱相忘的生活境界何尝不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真实写照呢？
    三、尽享天伦、体验农趣。
    中国人自古崇尚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种追求血脉相连的亲情文化，是许多无为甚至有为人士的理想园地。陶渊明隐居在家，天伦之乐也随之成为他清谈人生的寄托。他曾在许多诗篇中写到小孩在他身边嬉戏，牙牙学语。如在《和郭主簿》中感受到“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在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天趣。陶渊明直奔家门时，温情满怀的或许就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真诚场景，其坦率天真的人性美熠耀着屋宇，有了这样的深情厚谊，官场的那种曲意逢迎，装腔作势就显得可鄙可憎了。所以，他下决心：“息交绝游”，完完全全地把自已放置在这温暖的窠巢里，尽享“悦亲戚之情话”的缠绵。
    陶渊明是一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儒者，恪守着“穷
则独善其身”的律规，但他又敢于冲破孔孟儒家鄙视劳动的思想樊篱，亲自参加劳动，尽情的讴歌劳动，这就当时文人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春天到了，他和“农人”一起去从事劳作，从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甚至是一种别样的浪漫情调。他诗化了劳动情景：“或命巾车，或棹孤舟”。这里寻不到诗人半点苦恼的踪迹，出去劳作的荷锄担物在诗人笔下仿佛神仙游历佳山胜水一般悠闲。他把春景也描写的美丽动人：“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万木逢春，小溪潺湲，一片盎然生机。诗人如置身画中“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满心的喜悦始终荡漾在他的脸上。这也是诗人自然、洒脱的人生追求。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歌颂劳动的文人，这是中国文学的幸事。
    四、抚摸伤痛，不忘忧思。
    陶渊明毕竟是一位刚刚归隐山林的文人，情感的欢畅和忧思交替涌现，才不算矫情，诗人也才不显天真和做作。在诗中，陶渊明没有把情感单一化，闲居心情愉快中夹杂着沉郁。这种复杂心情也时隐时现：“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他哀叹自己的不幸人生：“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消极情绪和盘托出，同时也透出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就这样也归田而“行休”的伤感。我们虽然不敢武断地说他像我国古代一些隐士（如姜尚等）一样走“终南捷径”或“亦宦亦隐，以待明主”之路以实现宏伟大志，但他那颗不忘世情之心是可以触摸到的。是客观条件限制了陶渊明（“世与我而相违”），不可能使他有什么大的作为，因而他愤恨起与他高尚节操不合的社会环境，选择了老庄的“以自隐无名”道家思想来劝慰和强迫自己，“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明他处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想用这种态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越于现实之外。其实，这有违于他的初衷，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至于以后他“连辟公府不就”又另当别论了，那是他彻底淡忘世情的坚决态度。而作此诗时的诗人则受挫官场，其徘徊哀伤之情是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隐逸文人形象才鲜活地矗立在我们眼前。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态，而《归去来兮辞》逼真地再现了一代隐士生活的心路历程，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隐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不可视而不见。

——本文发表于《中学语文》200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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