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不只是回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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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李镇西
我和卫东老师称得上是没见过面的真诚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我对他的了解，一是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二是经常听《教师之友》的几位朋友聊起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富于思考的老师，而且也我一样，很爱学生。
先说这样一段话，不是我又想堕入欲批评朋友却不得不先来一番夸奖然后再以“但是”转入正题，不，我之所以要先说明我与卫东老师的关系和对他的印象，恰恰想引出我对他《师生何必成朋友》一文的疑惑。在我看来，要么卫东老师没有把他本来想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也经常有这种情况），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误解；要么是他的确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是那种情况，我就文论文谈谈我对他这篇文章所反映出的观点的看法。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再次细细读了卫东的《师生何必成朋友》。我发现，如果仅就题目和他第一段提出的中心论点“教师与学生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大错的。因为无论是题目“师生何必成朋友”和中心论点“教师与学生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尽管有明显的对师生之间朋友关系的否定意思，但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否定。题目和论点至少隐含着这样个意思：师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只是“何必成为”和“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
如果是仅仅是这样，至少我不会再与卫东争论：我们都认为师生可以成为朋友，只是我认为“应该成为”，而你认为“不必成为”。但是纵观全文，我们发现卫东老师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题目和论点中的隐含意思。文章中只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要求师生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出于对师生关系紧张而采取的对策（原文是“之所以会有人，而且还是不少的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会提出教师应该与学生成为朋友，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现实中师生关系的紧张。”）第二，他认为，师生成为朋友只是一个“梦想”（原文是“让教师与学生成为朋友，在我看来也是这个梦想的延续，”而前面说“梦终究是梦”时，以“父母官”之梦来类比师生朋友之梦），这里，卫东等于是否定了师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很美好的梦而已。正是在这一点，我和许多网友不同意，对此，用不着更多的理论论证，我反复说：实践已经证明，师生成为朋友是可能的。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师生是否具有成为朋友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师生是否具有成为朋友的必要性”才是一个理论问题，下面我还要谈）。第三，他把师生朋友等同于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中所谓“父母官”与老百姓的关系。
对第一点，我认为，提倡教师做学生的朋友，不是，至少多数老师不是从消极意义上应对师生紧张的权宜之计，而是积极意义上让教育充满人性。对此，我后面还要深入探讨。对于第二点，我已经说了，师生成为朋友不是梦想，而是包括卫东老师在内的相当多的老师与他们学生关系的真实写照。对于第三点，我觉得可能是卫东写作时的疏忽，这种比附缺乏逻辑联系，我不再多说。
还有几点值得提出来探讨。第一，关于“朋友”的含义。也许正是因为对朋友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卫东对“师生朋友”的质疑和我们对他的误解。所谓“朋友”就是彼此信任而有友谊的人。但在生活中，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彼此的感情是有多种层次的。而且不同的朋友，对情感度的要求也不同。我们说的师生之间朋友关系，显然不同于学生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也不同于教师与同事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我们，不，至少我认为的师生朋友，就是指师生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充满真诚感情的朋友。
第二，说“师生成为朋友”，决不意味着师生只有朋友关系，应该说师生最本质的关系还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只是我们在说“师生是朋友”时省略了众所周知的前提。
第三，许多人一提到朋友，就觉得要花许多时间、精力与学生泡在一起。当然，就我个人来说，的确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学生泡在一起（许多人读了《爱心与教育》都不相信我与学生的关系。记得在我玉林中学工作时，有一次我和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去公园玩，回来在街上碰到校长，他感到非常吃惊）。但我要说，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之所以与学生摔跤斗鸡，不是因为想以此与他们套近乎成为朋友，而是因为已经和他们是朋友才这样的。另外，与学生成为朋友本质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平等，其表现形式则完全因人而异，决不是说只有与学生玩才叫朋友。
如果卫东的观点（好像还有一些网友也有这个观点）不是文章中的论述，而只是题目所示和第一段的论点：“师生何必成朋友”“师生不必非成为朋友不可”，那么，接下来要与卫东探讨的是：你说“何必”就意味着你认为师生成为朋友对教育有副作用。对此，你应该予以充分论证――教师成为朋友的危害有哪些？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没有意识到师生朋友的消极影响？我想，无数优秀教师的教育实践已经证明，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是有助于教育的。如果说有消极效果或者说阻碍教育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教师与学生所建立的朋友关系变了味，成了教师袒护迁就学生的“江湖哥儿们”或“酒肉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与学生接触过程中，由于片面理解“朋友关系”而妨碍了自己对学生的严肃教育，所谓“和学生随便了，就没有威信了”。这主要是因为青年教师的教育经验、教育智慧不足所致。我们反复强调：教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做良师时别忘记了做“益友”，在做益友时，别忘记了做“良师”。优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总是“良师益友”双重角色的和谐统一。（但不妨碍我们在表述时，单独说“教师应该是学生的良师”或者说“教师应该是学生的益友”）
也许有朋友会反问我：“教师不当学生的朋友一样可以教好书，而且也会是一个称职的教师，为什么一定要提倡做学生的朋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说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朋友的原因。是否“可以”是不需要论证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否“应该”则是一个理论问题。
应该说，如果某教师没有成为学生的朋友（哪怕是感情度最低的朋友）也不妨碍他履行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无论《教育法》还是《教师法》以及所有相关的教育法规，都没有也不会对此作出强制性的“必须要求”。但我们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许多教育家都提倡（注意是“提倡”）教师应该做学生的朋友，一些教师也是这样做的，背后有一种教育哲学在支撑着他们的教育理念（当然，完全可能这种支撑是教育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教育哲学就是人文教育观。
我之所以对卫东这个帖子花这么大的精力来思考，有一个偶然原因：这几天我正在思考我的毕业论文《民主教育论纲》，刚好与卫东所提问题有关。我把这个问题稍微从理论上多说几句。
无论是柏拉图时代还是中国的孔子时代，教育学都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当时的教育更多的是与人的心灵、智慧、美德、情感有关，一句话，是属于“人文”的（“人文”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太复杂，这里姑且在比较模糊但大家都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用一用）。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人类进入了知性分析阶段，教育学逐步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这是教育学的新生，也同时是它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因为从此，教育开始了对“科学”的追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表现出了教育对科学的痴心，再往以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教育学逐步被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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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
我和卫东老师称得上是没见过面的真诚朋友，不，不仅仅是朋友，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我对他的了解，一是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二是经常听《教师之友》的几位朋友聊起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富于思考的老师，而且也我一样，很爱学生。
先说这样一段话，不是我又想堕入欲批评朋友却不得不先来一番夸奖然后再以“但是”转入正题，不，我之所以要先说明我与卫东老师的关系和对他的印象，恰恰想引出我对他《师生何必成朋友》一文的疑惑。在我看来，要么卫东老师没有把他本来想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也经常有这种情况），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误解；要么是他的确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是那种情况，我就文论文谈谈我对他这篇文章所反映出的观点的看法。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再次细细读了卫东的《师生何必成朋友》。我发现，如果仅就题目和他第一段提出的中心论点“教师与学生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大错的。因为无论是题目“师生何必成朋友”和中心论点“教师与学生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尽管有明显的对师生之间朋友关系的否定意思，但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否定。题目和论点至少隐含着这样个意思：师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只是“何必成为”和“没有必要非成为朋友不可”）。
如果是仅仅是这样，至少我不会再与卫东争论：我们都认为师生可以成为朋友，只是我认为“应该成为”，而你认为“不必成为”。但是纵观全文，我们发现卫东老师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题目和论点中的隐含意思。文章中只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要求师生成为朋友的原因是出于对师生关系紧张而采取的对策（原文是“之所以会有人，而且还是不少的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会提出教师应该与学生成为朋友，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现实中师生关系的紧张。”）第二，他认为，师生成为朋友只是一个“梦想”（原文是“让教师与学生成为朋友，在我看来也是这个梦想的延续，”而前面说“梦终究是梦”时，以“父母官”之梦来类比师生朋友之梦），这里，卫东等于是否定了师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很美好的梦而已。正是在这一点，我和许多网友不同意，对此，用不着更多的理论论证，我反复说：实践已经证明，师生成为朋友是可能的。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师生是否具有成为朋友的可能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师生是否具有成为朋友的必要性”才是一个理论问题，下面我还要谈）。第三，他把师生朋友等同于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中所谓“父母官”与老百姓的关系。
对第一点，我认为，提倡教师做学生的朋友，不是，至少多数老师不是从消极意义上应对师生紧张的权宜之计，而是积极意义上让教育充满人性。对此，我后面还要深入探讨。对于第二点，我已经说了，师生成为朋友不是梦想，而是包括卫东老师在内的相当多的老师与他们学生关系的真实写照。对于第三点，我觉得可能是卫东写作时的疏忽，这种比附缺乏逻辑联系，我不再多说。
还有几点值得提出来探讨。第一，关于“朋友”的含义。也许正是因为对朋友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卫东对“师生朋友”的质疑和我们对他的误解。所谓“朋友”就是彼此信任而有友谊的人。但在生活中，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彼此的感情是有多种层次的。而且不同的朋友，对情感度的要求也不同。我们说的师生之间朋友关系，显然不同于学生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也不同于教师与同事之间的那种朋友关系。我们，不，至少我认为的师生朋友，就是指师生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充满真诚感情的朋友。
第二，说“师生成为朋友”，决不意味着师生只有朋友关系，应该说师生最本质的关系还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只是我们在说“师生是朋友”时省略了众所周知的前提。
第三，许多人一提到朋友，就觉得要花许多时间、精力与学生泡在一起。当然，就我个人来说，的确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学生泡在一起（许多人读了《爱心与教育》都不相信我与学生的关系。记得在我玉林中学工作时，有一次我和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去公园玩，回来在街上碰到校长，他感到非常吃惊）。但我要说，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之所以与学生摔跤斗鸡，不是因为想以此与他们套近乎成为朋友，而是因为已经和他们是朋友才这样的。另外，与学生成为朋友本质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平等，其表现形式则完全因人而异，决不是说只有与学生玩才叫朋友。
如果卫东的观点（好像还有一些网友也有这个观点）不是文章中的论述，而只是题目所示和第一段的论点：“师生何必成朋友”“师生不必非成为朋友不可”，那么，接下来要与卫东探讨的是：你说“何必”就意味着你认为师生成为朋友对教育有副作用。对此，你应该予以充分论证――教师成为朋友的危害有哪些？
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没有意识到师生朋友的消极影响？我想，无数优秀教师的教育实践已经证明，师生之间的朋友关系是有助于教育的。如果说有消极效果或者说阻碍教育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教师与学生所建立的朋友关系变了味，成了教师袒护迁就学生的“江湖哥儿们”或“酒肉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与学生接触过程中，由于片面理解“朋友关系”而妨碍了自己对学生的严肃教育，所谓“和学生随便了，就没有威信了”。这主要是因为青年教师的教育经验、教育智慧不足所致。我们反复强调：教师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在做良师时别忘记了做“益友”，在做益友时，别忘记了做“良师”。优秀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总是“良师益友”双重角色的和谐统一。（但不妨碍我们在表述时，单独说“教师应该是学生的良师”或者说“教师应该是学生的益友”）
也许有朋友会反问我：“教师不当学生的朋友一样可以教好书，而且也会是一个称职的教师，为什么一定要提倡做学生的朋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说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朋友的原因。是否“可以”是不需要论证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否“应该”则是一个理论问题。
应该说，如果某教师没有成为学生的朋友（哪怕是感情度最低的朋友）也不妨碍他履行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无论《教育法》还是《教师法》以及所有相关的教育法规，都没有也不会对此作出强制性的“必须要求”。但我们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许多教育家都提倡（注意是“提倡”）教师应该做学生的朋友，一些教师也是这样做的，背后有一种教育哲学在支撑着他们的教育理念（当然，完全可能这种支撑是教育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教育哲学就是人文教育观。
我之所以对卫东这个帖子花这么大的精力来思考，有一个偶然原因：这几天我正在思考我的毕业论文《民主教育论纲》，刚好与卫东所提问题有关。我把这个问题稍微从理论上多说几句。
无论是柏拉图时代还是中国的孔子时代，教育学都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当时的教育更多的是与人的心灵、智慧、美德、情感有关，一句话，是属于“人文”的（“人文”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太复杂，这里姑且在比较模糊但大家都约定俗成的意义上用一用）。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人类进入了知性分析阶段，教育学逐步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这是教育学的新生，也同时是它某种意义上的衰落。因为从此，教育开始了对“科学”的追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表现出了教育对科学的痴心，再往以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教育学逐步被物理学、心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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